我们的劳动锻炼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也已经结束了。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
“既然难逃此劫，那就坦然接受它吧。”
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功臣们都已得到了公开的、隆重的昭雪平反。
1978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提出了五届人大常委会人员，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五届政协常委会人员的候选名单。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为他恢复了名誉。后来，中央全会声明：八届八中全会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定是错误的。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之前，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要纠正“大跃进”、“共产风”等错误，但是会议却变成了批判彭德怀右倾错误的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从此，正义力量的代表们重新掌握了权力。不久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在全国各地开展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共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解决关于地主、富农和他们子女的成分问题；不再追究地、富、反、坏的“罪行”；过去的战犯们和被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被释放和妥善安置，得到了宽大处理。
中央鉴于康生在文革期间，直接或间接参与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犯下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消为其致的悼词，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他所犯的一切罪行。康生已于1975年12月在北京病死，没能活着等到被“打倒”的那一天，这真是他的福气。其他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很多被蒙蔽被利用的造反派们都通过学习、检讨和自我反省，得到了从轻或宽大处理。
1978年3月，四人帮倒台后最重要的拨乱反正的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已经被平反但年事已高的和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前辈们进入了人大和政协。
我所在的友谊宾馆荣幸地为两会代表和委员们提供接待服务。恰巧在这期间，爸爸和其他参会代表一同住进了我们的友谊宾馆。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经过增选，爸爸担任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一天，下班后，我身着服务员的制服，去爸爸的房间探望他。这天正好是大会休会时间，代表们分组讨论。我就像回自己家似的，没敲门就径直闯进了爸爸的房间。在客厅里，我看见两位仪态威严、饱经风霜的老者，坐在沙发上与爸爸聊天、喝茶。爸爸看到我突然出现，劈头盖脸地问我：为什么现在不上班？几天没回家了？又问我：腿怎么样了，疼不疼？最近工作表现如何等等一连串问题。
我答道：现在是下班时间，过来看看他。那两个老前辈正纳闷：这个服务员怎么不敲门就擅自闯入客人房间！我非但没理会他们，反而从容地拿起房间里桌子上的鸭梨，美滋滋地吃了起来。两位老者不禁问爸爸：这位不速之客是谁呀？
爸爸这时才想起来为我们作介绍，爸爸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小儿子，他就是这个饭店的服务员，在这儿工作好几年了。”
两位老者便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笑眯眯地和我握手。通过爸爸的介绍，我才得知，那位稍微有些驼背的矮个子老头儿是李维汉；而那位方脸、高鼻梁、目光炯炯有神的是习仲勋。
之后，我才知道，李维汉是我党1921年的老党员，曾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于1949年建国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文革中，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习仲勋是50年代的副总理，我告诉习老先生，我和他的小儿子习远平是多年前的同学，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去了山东五七干校，远平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我突然想起了他家的远平在101中学上初一的时候还挨过批斗呢，幸好没撅着，而是坐在椅子上。但我没敢对老人说，怕他听了难过。
他们说，已经恢复大学考试招生了，希望我好好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我说，我不想考大学，只想学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兴奋地告诉他们，我正在制作天文望远镜！一定要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我将来还要看得更远！
我和他们聊了十几分钟就离开了。但是那些老一辈人给我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他们不仅仅对我，而是对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和蔼可亲，没有任何架子。这时，我开始后悔自己信口开河，对他们大谈天文望远镜的事。那么大的官，怎么会对这些雕虫小技感兴趣呢？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
我和远平相识的时候，习老先生早已在文革暴发之前就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所以我和他没见过面。他家落难时，有关方面为他的家属安排了一处房子，坐落在新街口，那是一座老宅院，很象一座古老的庙宇。多年以前，这里大概是个大户人家的宅邸，院子当年的豪华、考究、显贵还依稀可见。解放后、文革中，院子里陆续搬进来很多户住家，这里已成了个大杂院，显得非常拥挤。
我从干校返回北京后，常去那处老房子看望远平。并在那里结识了他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当时他在陕西插队，形体消瘦，面色黝黑，像个农民，但是很健谈。这时，谁也不会相信，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样有作为。所以，不要以貌取人。从他们兄弟姐妹的谈话中得知，他家老父亲可能将要被解放了！因为，远平他们去探望老先生时，接待人员的态度已有了很大改变，不论对习老先生还是对其家属，都很客气！我也认为这是个好征兆。远平他们高兴极了，满怀信心，我也为他们高兴。
终于，有一天，当我再次去看望远平时，只见他家那扇破旧的大门牢牢地紧锁着。我趴在窗户上往里看，里边空空如也。这时，旁边的邻居问我找谁，我反问他：“这家人哪儿去了？” 邻居诉我，他们前几天刚搬走。我心里说：好！他们终于被解放了！我还暗自庆幸：这些老迈的功臣们好歹活着熬到被解放的这一天！我也为那些无数含冤离世的人们感到难过。
几个月后，一些同事和朋友们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我的50倍天文望远镜也宣告制作成功！我如愿地看到了环形山！但是，多年以后，我为没有高等学历而付出了代价。
 
爸爸的同乡邢相声，度过了十年监牢生活之后，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我陪父亲去他在珠市口的住处看望他，那是一个拥挤不堪、简陋破败的大杂院。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经年累月，变成了褐色；他睡觉的破旧折叠床紧挨着他们办公桌。桌上、地上堆满了数不清的文件和资料。我们对他的生活条件感到吃惊，他却轻描淡写地说：
“我们的很多公安干警的住房都很紧张，等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以后，我再考虑换房吧。”
没想到，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邢伯伯由于文革中遭受了多年的摧残和折磨，复出后又过度劳累，于1978年5月19日，他突然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几个月后，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在首都体育馆为邢伯伯同时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大会。会上，有关领导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刘涌伯伯平反后，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公安局顾问。
刘涌伯伯从监狱出来后，也被临时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差的老房子里。我和父母去探望他时，他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呢。那时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爸爸高声叫喊道：
“聋子！快起来！聋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懒觉！”爸爸边喊边使劲摇晃刘伯伯。他醒来时看到我们非常高兴，留下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午饭吃的是山西特有的一种莜麦面，和面的时就像和泥，颜色和土一样。刘伯伯还煮了一锅羊肉，然后连汤带肉一起浇在莜面上，还倒了很多醋和蒜泥等调料。我看着刘伯伯和爸爸吃的那么香，他们的鼻头和前额马上就冒出汗珠了，我跟着吃了起来，但对我来说这东西真的像泥巴一样，实在难以下咽。
现今刘涌伯伯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他仍在为北京市的公安事业献计献策，发挥着余光余热。刘伯伯真是老当益壮，现在的他还能下水游泳。据我的分析，刘伯伯之所以健康长寿，很可能和他多年来一直耳聋有关。因为，在文革期间无论人们如何批判他，如何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侮辱他，他都听不见。俗话说，心静自然凉；眼不见为净。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的例证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在“文革”结束后的岁月里，爸爸对揭发、批斗过他的人一直很友善，从不记仇。在八十年代初，中央发出整党的通知。有个当年曾经殴打过他的造反派早已调往外地担任了某单位的领导，在整党中受到了调查。调查组派人转乘来到北京我们家探访了爸爸。他们将情况说明之后，向爸爸表示要先听听他对意见，再做处理。爸爸问，那个人现在表现怎样。调查组的人说，此人现在表现很好，而且还是该单位的骨干。爸爸便坚定地说：
“不要处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个小青年儿嘛。那不是他个人的错误，不要和个人算账。他表现好就该好好用他。千万不要处理。”
爸爸复出后，我家经常有人登门来访，最多的是为了寻求帮助，解决问题和困难。有一段时间，家里简直是门庭若市，爸爸总是认真、耐心地倾听他们的苦衷和要求，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他为很多人解决了住房问题和家属的户口落户北京的问题，以及安排就业。今天，办这些事是要拿好处费的，而且能发大财。还有很多官员光收钱不办事。
其中有一个人，在解放前是我党的一位老地下交通员，一直在白区坚持工作。当时白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极其艰难、险恶，传递情报是件非常重要又危险的工作。这位老交通员常常把自己化妆成马车夫，将我党我军的重要情报藏在马车的大轱辘里，携妻带子无数次历经千难万险，奔波于解放区和白区之间，而且从未出现过纰漏。他为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事业出色地完成了每项任务，立下不朽的功勋！
后来，这位令人尊敬的隐蔽战线老战士故去了，他的老伴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家庭妇女，政府每个月发给她的生活费只有25元钱，生活比较困难。父亲复出后，得知此事，为了帮助老交通员的遗孀改善生活待遇，到处奔走呼吁，还亲自登门拜访了当时北京市委的一些领导干部，最后终于妥善地安排好这位老人的一家。当有人称赞他为了一个普通人，在百忙之中亲自过问此事时，他只是简单、平淡地说道：    “我们不能过河拆桥。”
爸爸帮助过无数遇到困难的人，却从未收受过任何人的礼物或任何形式的好处。
今天，我们都看到，各种媒体经常披露一些官员：以民脂民膏为食，以民意民愿为粪土；视百姓为草芥。
 
为我党建立了不朽功勋而默默无闻的隐蔽战线老战士无法数清，他们之中还有很多过去的富豪子弟，名门闺秀。在那个年代里，干情报工作这行的，或者是英雄，或者是叛徒。   可以公开姓名的真英雄有潘汉年、胡底、钱壮飞、李克农、熊向辉、严宝航......  
他们在战争时期兢兢业业多年，冒着生命危险，不图名不图利；没有假期和双休日，没有工资和奖金，没有鲜花和赞美；甚至没有经费......
另有更多的英雄名字不能公开，他们身后不能开追悼会，也不能为他们歌功颂德。甚至有些人被冤屈而逝。
我们常常自豪地说道，中国有五千年洋洋洒洒的文明史。但很少有人关心还曾经有冤假错案史这样的事实。世界史也是这样，它是在制造一个冤案，平反一个冤案；再制造一个冤案，再平反一个冤案之中前进。
事实证明，任何短命政权的毁灭都源于它忠奸不分，善恶不辨和脱离群众、贪污腐败。
在1937年，斯大林处决了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才，其中有很多国宝级的科学家和军队内的高级将领。因此在对抗德国入侵的战争中，苏联吃了大亏。在中国历史上，夏商春秋，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都发生过无数次自毁长城之事。可悲可泣！
 
在农场劳动期间，由于过度的劳累，我的腿病更加严重了。当我的股骨头坏死症被彻底暴露以后，宾馆领导对我很关心，并为我调换了工作岗位：开电梯。那电梯是瑞士迅达公司在1950年制造的，是一部原装、非自动的电梯，必须由专人操作方可运行。电梯的按键不是现在常见的触摸式，而是按键式的，那些按键很象手风琴上的贝斯键，只是要大好几倍。电梯里没有开门、关门的显示键，只有一根金属手柄，与汽车上的手挡把相似。启动时，需挂上手挡，电梯门便关闭，开始运行。到站时，门会自动打开。如果不提前摘挡，门就不会开启。电梯非常古朴、漂亮、干净，给人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
    有一天，在我当班的时候，电梯正在运行当中，突然发生故障而停止不前了，并无法开门。我内心非常紧张，因为此时搭乘电梯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我对她说对不起、非常抱歉，并表示尽快将电梯修好。随后，我打开了电梯顶部仅二平方尺的紧急出口的小门，拿着备用手电筒像猴子一样敏捷地钻了上去。
我不是专业的电梯维修工，要打电话叫维修工来修理，可那样就太被动、太耽误时间了。我所能做的事就是尽快将电梯门打开，先让王光美女士脱离困境，然后再考虑修理问题。我正摆弄开锁装置时，耳边清楚地听见王光美女士在电梯间里对我说道：
“当心点啊！你别碰伤自己、别被电着！我没有急事，你慢慢来。”
    她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使我内心热乎乎的，我再也不紧张、不着急了。很快，电梯门终于被我打开了，这位受人尊敬的女士离开电梯时，要和我握手，我让她看看自己手上的黑油泥，说了一声：“不好意思”。她便微笑着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我的好朋友小孟为了帮我排遣独自在电梯间的寂寞与无聊，便利用打扫客房的机会，时常打开客房的录音机或收音机，然后拨通电梯间的电话，让我听听音乐。等小孟将这间房子收拾干净后，就去下一个房间，再打开那个房间的录音机或收音机。
爸爸因为开会住在友谊宾馆，有些同事知道了我们的父子关系，非常吃惊和奇怪：
“真没看出，你爸爸居然是个当官儿的！”
也有人愤愤地说：“如果我有个当官儿的老爹，我非把天踹漏不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负责看管仓库，里面存放着旧家具、床单、被褥、地板蜡、墩布、老旧电风扇、抹布等等。那里还存放有过去曾经挂在客房中的很多国画，都是著名画家李可染、黄胄、黄永玉、李苦禅等人所做的真迹，并镶在精美的镜框里。因为外国人更习惯于观赏镜框里的画作。总服务台工作繁忙时，领导便临时安排我去协助前台接待外宾。
有时，当旅游团进店时，一下子会有好几十人同时在站我面前，忙得我不亦乐乎！我还曾站在大堂门口迎宾，为他们开门，并面带微笑地用日语、英语、法语说：“欢迎您”、“请往这边走”，等等，或将喷洒了香水的湿毛巾递给客人等等，相当于门童的工作。
有一天，我正在大堂门口待命，突然看到一位与我相识多年的漂亮姑娘正和几位很体面的客人从楼前走过，我和她大概有半年没见了。她体态轻盈，如花似玉，风华正茂，拥有倾国倾城之美。我立刻开口喊她的名字，高兴地和她打招呼，那位姑娘看了我一眼，继续向前走，好像完全没听到我的喊声。我又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还是没理我。后来，下次再见到她时，我问她上次跟她打招呼怎么不理我？她冷淡并且很不屑地说：
“我和你不一样，你只不过是个服务员，我陪的可都是外宾。你怎么不明白呢！” 显然，我太不知趣、太缺心眼儿，等级观念淡漠。这么多年来，我接触过很多穷人和很多的大官，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总是把他们看成是一样的人。但以后要认真权衡分寸，多加小心。时代变了，有一首歌唱道：不是我不知道，这世界变化快！要与时俱进。
后来我再没见过她，多年以后，听人说她毫不留情地甩掉了自己的男朋友(而她曾经从他那里得到过很多好处和实惠)，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外国白胡子老头，远走他乡。后来又被甩掉，变成残花败柳，一贫如洗，灰头土脸。可怜至极。
命运总是这样，经常和我们开玩笑。人处在春风得意的境遇之中时，不要得意忘形，狂妄自大；身处逆境的时候，不要灰心气馁，不要怨天尤人。要知道，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结束。
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有很多年轻人嫁娶外国人。其中有一个人，曾被保送上大学，入党，提干，分房子，所有好事都让她赶上了。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找了个美国人。还没去美国之前，她对同胞们说话时态度就有了很大变化。她经常说美国如何如何先进，中国如何如何落后。这倒是事实，无可争辩。可是她还趾高气昂地说：
“我们美国人......，你们中国人......。”
真所谓：吃洋饭，放洋屁。低三下四，令人作呕。
有少数人，以丑为美，以耻为荣；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吃里爬外，厚颜无耻。点滴渣滓，不足挂齿。
 
爸爸已于十多年前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在此次发病之前，爸爸从没生过大病，他没麻烦过别人，从未接受过别人的照顾。他多年来一直亲自动手缝补、拆洗衣物，穿针引线时既不戴花镜，手也不发抖。在冬季，爸爸拧开自来水龙头就用凉水洗头，而且从不感冒。每天睡觉时，躺下去三分钟便进入了梦乡。吃饭时，他也从不讲究，没有任何忌口。就这样，爸爸活着逍遥，去时从容。人生不应在乎活多久，重要的是走的时候别受罪。
在爸爸去世后，有关部门的领导曾关切地对妈妈表示，如果家里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尽管提出来。妈妈平静地答道：  “老头儿活着的时候，从没给组织上添过麻烦，我们也不提什么要求啦。你们那么关心我们，我们领情啦，谢谢啦。”
有很多他的老战友、老同事以及我家的老朋友、老邻居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表示慰问或前来探望。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很有名望的大人物，还有很多普通工作人员和老百姓。也有我的同事和我的好朋友们。
前来吊唁爸爸的人群之中，还有一些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从他们饱含热泪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真诚的谅解和宽容。
 
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前往另一个世界去和我的父亲相聚。到那时，我的宝贝女儿将代替我，继续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可以说，我将以她的形式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可能也是物质不灭定律的最好论证吧。
现在，我的女儿已长大成人，她善良、聪慧、独立坚强。如今她已经长大了，就该让她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让她独立自主地安排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想干嘛就干嘛吧。在她小的时候，我从未强迫过她做任何事。我从未逼迫她必须取得第一名，所以她总是得第一名；我未曾骂过她一个字，更未打过她一下，所以她从未伤害过别人。因为我的父母就从未打骂过我。
如今，儿时的伙伴们都已各奔前程，安家立业了。关于马来西亚的月氏姐妹，在我们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经常到我工作的楼里来看我。我们还一同去颐和园泛舟昆明湖上，去圆明园遗址凭吊消逝的过去。最终，她们于1979年离开中国，返回了马来西亚，从此失去了一切联系。那个聪明倔强的张建，于1980年和一个法国姑娘接了婚，并在半年之内就能讲出一口流利的法语，一同前往法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关于喜好做恶作剧的李波，以及刘山、北开，他们和我一样，作为普通的老百姓，过着默默无闻而又满意的日子。
也有些发小，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和我们，罗小五、关小七、金豆儿、小钢......我永远怀念他们。
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之后，人们变得更加聪敏，也更加迫切地需要实现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经历过这场浩劫，我们的党和政府认识到，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就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须将中国融入世界；以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总结经验，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吸取教训，纠正各种错误的做法，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拥护。
我们的国家具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的封建意识在很多地方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的国家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屈辱；我们的国家在近代被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搞得虚弱不堪；我们拥有56个民族，讲几十种民族语言与上百种方言（有的国家只有两个民族，却多年以来打得不可开交，相互仇杀）；我们必须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而我们的可耕地土地面积却只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在很多方面，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所面临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困难也不能套用其他国家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角度看，要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国，并永远保持她的统一、和谐、发展，没有强大的清正廉洁的领导集团是不行的。我们的政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比任何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要多得多。我们对国家的前途要有信心，对党和政府要有耐心。谁也不希望再看到发生动乱。历史的出轮只会向前，不会后退。
 
人们总是说：改革30年以来如何好。其实，30年前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那时候没有假服装、假名牌、假烟、假酒、假药、假钞票；没有假记者、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假大款和学术造假；没有卖淫嫖娼、赌博、诈骗、绑架和撕票；没有贩毒吸毒；没有买官、卖官和贿选；没有偷漏税造假账；老百姓吃不到二噁英、苏丹红、吊白块、注水猪肉、病死猪肉......。（这些罪恶都源于一个字：贪。）
那个时期，年根儿的报纸和新闻广播从来不会出现：“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禁止公款旅游、禁止公款赌博、清理小金库......。”那时没有这些问题。
 
我们对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比如：生命、事业、婚姻、政治事件和某个人物等等。对待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
当人类于1953年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时，登山家新西兰人希拉里站在这个世界最高峰满怀豪情地喊道：
“我战胜了这个狗娘养的！”
希拉里的向导，喜玛拉雅山脚下的夏尔巴人丹增，却泪流满面地伸开双臂，虔诚地祷告道：
“感谢你，我的恩人！”
他们二人说的都没错。至于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深思和警示。
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不要再发动或经历我们这代人曾经经历的那场大革命。所以，应该记住那段历史。解放后发生的那些大事，并不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而是共产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今天，一切问题都可以用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了。开大会时，可以表达各种不同意见了。有些不称职的官员会立刻被曝光并被罢免。这就是很大的进步。进步将继续。
毛主席曾经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说到我自己，我终于在1978年的夏天，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仪式是在紫竹院公园举行的，仪式非常庄重、肃穆而热烈，我和好几位新团员在团旗下庄严地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要为在这个世界上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而献身。党章里也有类似这样的内容。虽然党组织一直到我退休的时候，也没有接纳我，但我仍然要按照党章的要求约束自己。
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仍然盼望《科学家幻想21世纪》中描述的景象真的会成为现实。
后来（每个人讲故事时，都会有很多个“后来” ），我经历了恋爱、结婚、丧偶；再婚、养育女儿、离婚；又再婚......。时而经历激情燃烧，欢天喜地；时而遭遇晴天霹雳、天昏地暗；时而失魂落魄，穷困潦倒；遭受欺骗，一名不文，疾病缠身，犹如丧家之犬！真是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世事难料！
 
在第一次结婚后第五个月，妻子就病逝了。当时她才25岁。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并触摸人的尸体。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时刻。当时我以为我也会死去，好像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自己。
令人畏惧的绝症被确诊后，为了避免她的父母担心着急，她授意我对他们隐瞒病情。可是当他们见到自己女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此他们将所有的愤怒和怨恨倾泻在我的身上。由于几个月的陪床、照顾、寻医问药，使我劳累不堪，整夜失眠，食欲不振，时常呕吐，心跳过速，几乎精神崩溃。在听从医生的劝告后，我减少了陪伴她的时间，将很多医院里的事情交给了我的三个姐姐。因此，产生了更恼人的误解。因为她死了，不能为我作证，我不得不将这个黑锅背到底。后来，我的一个朋友由于看了我当时写的几页日记，做了好几天恶梦。
 
第二次婚姻结束的时候，我搂抱着仅有的一点私人财产：被褥、衣服、牙膏牙刷、闹钟、日常药品；还有一些我珍藏已久的小宝贝：女儿的相片、她出生时穿的小衣服小袜子、她小时候换牙时掉的几颗小乳牙、录有她呀呀学语的录音带、她的红领巾、作业本、奖状、玩具，以及我为她写了十几年的日记和她的保险单，只身回到我的妈妈家......。那些日记记述了我的女儿从一个可爱的小娃娃变为一个大姑娘的日日夜夜。
妈妈怕我对吃亏的事耿耿于怀，就对我说：
“看在你女儿的面上，不要吵架，多谦让着点吧......。”
我知道身外之物早晚会失去的，也为了女儿，所以我没有提出分割房子、汽车和别的。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说。
我的女儿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尽管她与我相隔万里。也许，她并不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珍视那些与她有关的小玩意儿。没关系，等将来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会明白。我不需要从她那得到任何东西，只要她健康、快乐，就是给我的最好回报和礼物。
我还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吃好几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有时，一夜之间需要服两次安眠药。多年以来，不论白天黑夜，不论上班下班，经常会突然感到心烦意乱、坐立不安；食不甘味、情绪低落。不得不长期服用抗抑郁药。
正当我陷入万丈深渊的时候，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她给了我很多快乐和帮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都结束了。时间已经不多，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我要重新开始。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三十多万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和几百万个精神病患者，我属于非常侥幸的人。谢天谢地！
人不会永远倒霉。要知道，身处困境，历经磨难，饱受委屈，也许并不是坏事。那可能正是你增长智慧，总结经验，脱离苦海，取得进步的大好时机。不顺心的事情不可能总降临在一个人的头上，美好的事情也不可能没完没了地降临在其他人的头上。太阳每天都会再次升起，春夏秋冬每年都会再次造访我们。
我也感谢FESCO的同事和朋友们，我和他们相处了20年。与任何同事都没有过结。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黄金周期间与同事们一起加班工作的火热情景；与FESCO班车车友们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大雪封路而一起闯进路边小饭馆，开怀畅饮、高谈阔论的时刻；与部门全体员工为庆祝十一国庆节，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大合唱排练的美好时光......。
 
关于我的腿病，已于2006年，在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成功地换了一个人工髋关节。我非常感谢那些尽职尽责的医生和护士们。他们是我的救星。
手术以后，我每天不得不整天躺着。为了消遣解闷，不时翻看我的日记。凭借日记中的一些内容，试着给我的妻子讲述过去的故事。她越听越喜欢，突然对我说，你把它们写成书吧。就这样，分别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凑成了这本书。但是，仍然有一些过去的真实事件和秘密，由于各种原因，不便公开，必须守口如瓶到永远。我为此感到惋惜和不平。
 
在生活中，我和很多人一样，错过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时间，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过去没有好好学习。唐朝大文人韩愈曾有名句，说得很对：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我不应该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该责怪赶上了文革，应该多多反省自己才是。因为有很多遭遇过更多不幸的人、比我条件更差的同一代的人都学有所成，有的还为社会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时光不能倒流，我也不能假设如果重新开始，我将如何......。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力把眼前的事做好，把将来的日子过好。尽量不要沉湎于已过去了的不快的事情之中，不要在最后的时刻后悔自己虚度了多少光阴和掰着手指计算犯了多少错误等等。
最后，我想起了一个古老而有趣的小故事：
从前，有位非常善良的人，他一生都在不停地做善事中度过，他对待任何人都毫无私心，谦卑礼让。后来，他因年迈而故，进入阴间。按照规定，他将要到上帝和魔鬼的面前接受审查。因为，所有的人死后都必须根据自己生前所行善恶，听从上帝和魔鬼的发配。作恶多端的人将被魔鬼遣送地狱，乐善好施的人将会被上帝接送天堂。
在排队等待上帝和魔鬼接见时，这位老者身后而来的人们总是想加塞儿。他们一来，就迫不及待地对那位善良的老者说：
“我有很紧急的情况，让我排在您前面吧。”
也有的说：“我生前非常不幸，你看我多可怜，行行好，让我排在您前面吧！” 每个要加塞的人都会讲一套冠冕堂皇、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这位善良的老者总是心软，被每个后来的人所感动，他就这么一直谦让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邻居家的孙子也来报道了。他看到这位老者站在队尾，大吃一惊，他问老人：
“老爷爷，您七十年前就来了，怎么还在这儿排队呀？”
善良人解释道：“我很怜悯那些后来的人，就让他们排在我前头了，所以七十多年来我这儿一直是队尾。”
邻居的孙子说：“让我排在您前头吧，等我到了上帝那里告诉他，后面有位好人排队等了很多年，我请求他提前接见您！”
后来，上帝和魔鬼终于单独“提前”接见了这位善良的老者，经过细致的审查后，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人太好了，不应该让他死去，便作出重大决定：批准这位多年前死去的老者重返人间，让他轮回投胎，再过一辈子。
可是，这位善良的人回到人间后，不愿再像过去那样做人做事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前世过得太累、太辛苦。于是，他时时处处都争先恐后，生怕自己吃亏。后来，他真的赚了很多钱，发了大财，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些财主。经常出入上流社会、高档场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但他又觉得这种日子过得也累、也辛苦，他常常自问：“我赚这么多钱而且花不完，到底为什么呢？” 内心非常矛盾，最让他感到忧虑的是：等我再次站在上帝和魔鬼面前时，他们将打发我去哪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本身充满了矛盾！
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
生活，就是由悲欢离合组成的。正因为在生活中充满了无尽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所以人们才会感受到它的丰富多彩。我非常感激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也非常感谢我的三个姐姐。可是在小的时候，我常常为她们不是哥哥而感到懊丧。因为哥哥可以帮助我打架，他们却不能。我也为我们这些“过来的人”感到庆幸，因为我们有兄弟姐妹；而我们的下一代却没有。
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和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我领悟到：人的一生中，千好万好，不如有个和睦的家庭好。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好像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她让我们在劳累和快乐中度过每一天，她在为我们提供香醇美酒的同时也使我们流下了苦涩的眼泪，她让我们有时陶醉，有时哭泣。她还时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回忆和思考，并经常反省自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就可以不断地净化灵魂、增长知识、取得进步。时至今日，我依然经常回忆起我们曾经呆过的那个农场，那个美丽的村庄。
我想，那些老三届的大哥大姐们也都曾有过他们自己的美丽的村庄吧。他们定期聚会，就是因为他们肯定和我一样，也经常回忆那段艰苦而美好的时光。
我记不清是莫泊桑还是大仲马曾经说过：生活，不像你想得那么好，也不像你想得那么坏。我认为很对。
 
谨以此文敬献给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和老三届朋友们。
 
 
魏晓鹰     2007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