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至1975年，我们国家的外交战线捷报频传。在这期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7个，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城市不断建立起来，有天津－神户、上海－横滨、西安－奈良、上海－大阪、西安－京都等。各种大型的国际展览也陆续举办，展览场地都在北京展览馆。
从1974年至1979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很多次的外国工业展览会，参加展会的外商和外国工人都住在友谊宾馆。这主要是因为友谊宾馆离展览馆最近。虽然西苑饭店的距离更近，但当时西苑饭店的全称是西苑大旅社，条件有限，只能接待国内的会议。展览会的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气氛热烈，人山人海。大多数前去参观的人既不懂技术，也不懂外语。他们更关心的是要得到免费赠送的资料和印有外文字母的大纸口袋，然后洋洋得意地提着它们招摇过市。
在接待日本工业展览会期间，有一位住在我们楼里四层的日本技术人员，由于他自己的原因，工作中出了漏洞，便在他房间的卫生间里上吊自杀了。这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中国外交部的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全都来到了我们的楼里。这一事件最后得到圆满解决，没有惹出国际麻烦来。
我们有一个服务员，不仅打了西哈努克的孙子一巴掌，还往宾馆客人的暖水瓶里小便。他总是搞一些恶作剧，或者惹祸。有一天，公安局的警车来了，召集全体服务员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批判会，那个爱惹事的服务员被戴上了手铐，在台上低着头，站了一个小时。然后就被带走了。
有一个从军队复原回来的服务员，他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高高的个子，也是复原兵，第一次见到就被我看上了，当然，我没敢说。不知那朋友中了什么邪，或者是昏了头：在农田里强奸了一个长得很美的女农民。这些事，我们谁也不知道。直到一天夜里，公安局来人抓他。为了验明正身，公安人员要求几个认识那个家伙的人去确认，其中有我的同事小曹。后来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这正是：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后来，我们又听说，他复原离开部队时顺手偷了一支手枪，才把事闹大。
1975年举办法国工业展览会，友谊宾馆负责接待法国展览团。我认识一位国际关系学院高水平的法文教授，是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朱文源，就去向他求教。当时，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由于政治原因暂时失去了工作，他的父亲曾任清政府驻法国公使馆参事。我告诉他，我只想学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这位教授整天待在家里待着，很闷得慌，就认真地教我，告诉我买什么教材，从此我开始正式学习法文。
    在法国工业展览会举办期间，我着实露了几手。当时，我既没职务，也不是专业出身，讲法语没有任何负担。学外语的诀窍就是敢于说话，多说多听。俗话说：听说领先，读写跟上。有些法国客人知道我在学法语，很高兴，他们主动帮我纠正发音，捧着教材高声朗读给我听。
后来，我遇到来自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的总工程师米歇尔先生，他个子较矮，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他问我是否正在上学，在哪里学的法语？我告诉他我是个服务员，正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语。米歇尔让翻译向我索要通讯地址，他说回国后，会寄给我法文书籍。并表示，在条件许可时，愿意介绍我去法国读书，他还给了我他的名片。后来，米歇尔先生回国以后果真给我寄来了信件和一些书籍！但是有关部门把我叫去单独谈话，非常郑重其事地要求我汇报信的内容，并说明我是怎样与这个外国人相识的。
经过了审慎的调查和分析，他们确认了我和米歇尔先生之间没有令人怀疑的关系后，就命令我给他写回信，以表示友好并顺便宣传中国的大好形势。我立刻照办，很快给他回了信。但当时外事纪律明确规定：不得与外宾私自交往或建立关系。最终，我和米歇尔先生失去了联系。也许，米歇尔先生责怪我是个不懂事的人。他哪知道中国的国情呢？
后来，我发现大多数法国人对中国较友好。但我还发现，法国人特别抠门。俗话说：大衣柜不装拉手，抠门！现举一个小例子：有一个法国旅行团刚到北京，其中一名客人就发烧患了肺炎。他不能和其他旅伴一同游览北京了，每天躺在客房里休息。有时医生来给他诊治送药打针，其他的事情就由我们服务员来照料了。这位病人不开门，不开窗，连窗帘都不开，满屋子都是口臭味。其他同事不会法语，他一有困难或要求，就得我去对付。他每天要吃什么饭，喝牛奶还是别的什么饮料，都要由我记在一张纸上，然后去餐厅备饭，由我亲自给他送去，伺候他吃完以后还得问他有什么别的事情需要我效劳，等等。
在我和同事们、医生的精心照料下，那个生病的客人很快痊愈了。旅行团离开的时候，他特别对我表示感谢，并在他的行李中翻了半天，拿出多半盒香烟来，郑重其事地送给我。其实，我不吸烟，也没指望他送给我礼物。我为他所做的都是服务员应该做的，而且，外事纪律规定我们不准收任何礼品。他给我半盒香烟，简直就象是在骂我。周围的人都笑了，但我并不责怪法国朋友，这只是习惯不同，风俗不同而已。某些中国人的穷大方假热情，也是外国人所不理解的。
据我所知，法国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
没过多久，教我法文的年事已高的教授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也许再也回不来了。我不得不自学，而其他同事们都在学习英语、日语，没有学习法语的伴儿，我觉得很困难。
几年以来，不论是工农业战线打翻身仗，还是在外交、外贸上的节节进步，都离不开周总理的不懈努力。他冲破四人帮的重重干扰，思贤若渴，礼贤下士。周总理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大批被埋没的能人、有识之士，他深知自己来日无多，而四人帮却大张旗鼓地招降纳叛，网罗党羽，虎视眈眈地步步紧逼，时刻准备篡党夺权，这使他痛楚难抑，愤恨不已。 
1975年初，爸爸因长时间无法恢复工作，感到寂寞、烦闷，便冒昧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爸爸表示，将近十年没有工作，还列举了自己所犯的各种“错误”，同时表示希望能有机会重新出来工作。委托当时在任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将信转交给了周总理。那时，爸爸每天和那些跟他处境相似的人们在颐和园里散步，打发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