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宾馆工作时，每天早上8点至8点半是政治学习时间，学习形式是班长指定一个人读报，其他人认真倾听。然后，大家讨论，轮流发言谈体会，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谈到油盐酱醋柴去了，因为这时的生活都很窘迫，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吃饱饭，吃好点，仅此而已。不敢有更多的奢望。
我们当时还成立了互助会，顾名思义，就是互相帮助。每月发工资后，大家自愿地捐出一点钱，几角或一两元钱，用一个银行帐号把钱存起来。如果有谁在生活上遇到困难，需要用钱时，可向互助组申请救济。但一直以来没有人提出过申请，人们情愿独自承受和克服困难。只有一个同事因父亲突然去世需要办丧事，才申请过一次补助。后来再没有其他人提出过申请，大家都很诚实守信，没有人会编造理由来骗取互助会的钱财。
    在宾馆里，打扫房间卫生很累人。那时还没配备吸尘器。进入房间后，通常先用扫帚把地毯扫干净，灰尘夹杂着细小的纤维漂浮四散。下一步是用油墩布擦地板、床下、桌下，无一遗漏。接着，用抹布擦拭家具，家具的四周、前后都要擦到，要达到一尘不染。然后，整理床铺，换床单、被套、枕套是经常性的工作。最后一项是打扫卫生间，这是最累、最脏的活儿。我先用碱面和去污粉的混和物，擦洗脸池、澡盆、水龙头及瓷砖墙，不能留下丝毫的水滴痕迹。刷马桶时，要带上橡胶手套。先将马桶里的水保持到最低水位，也就是用专门刷马桶的抹布将水赶下管道中去。然后撒一些火碱与去污粉的混合物，再用特殊的抹布使劲地擦拭，连下水口的拐弯处也要擦到，而且不能留下尿碱。干活弯腰时间长了，我感到腰酸腿软，不得不蹲着，实在坚持不住就跪着，那姿势简直就像抱着个大碗在喝稀粥。有时，马桶里的脏水会溅到脸上，我就一歪脖子，一耸肩，把脸上的脏东西顺势蹭在肩膀上，双手仍不停地继续干。待卫生间全部搞干净后，摘下手套一看，两只手变得又粉又白、又湿又皱。长时间带橡胶手套，手很不舒服，后来干脆就不带了，直接下手刷马桶。干完活后，用药皂多洗几遍手就行了。领导检查工作时，也绝不含糊，每次都认真地把手伸进马桶摸摸，感觉一下是否干净。
    我当时特别珍惜这份难得的工作，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干好。我觉得很多人正在农村劳动，条件比我艰苦得多；还有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工作，正发愁呢！我必须坚持下去。可惜，天不随人愿，我的股骨头坏死发作了，它暴露出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每次过度劳累后，都会感到一阵剧痛。走路时，也一瘸一拐的，既难受又难堪。剧痛时，我就坐下来暂时休息一会儿，我的工作不能指望别人干，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都很忙。我不想成为班组的负担，只能强忍，不能怨天尤人，自哀自怜。自然界有个不变的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我尽量把本职工作做好吧！
    在宾馆里工作一般为三班倒，工作时间为：白班，上午8点至11点，中班，下午5点半至晚上11点，早班，早6点半至中午11点。没有班的时候，我就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休息，好朋友Black就趴在枕边，对着我打呼噜。每次离开宿舍上班去，它都会“喵、喵”叫着送我到门口。
有时，服务员们轮流值夜班，吃饭和睡眠时间都很不规律，日久天长，我觉得胃很难受、失眠，浑身不舒服。值夜班时，到了凌晨三、四点钟，人会觉得又饿又困，又恶心。
有一次，一个日本客人让我早上5点叫他起床，他要赶飞机。结果，我在大堂的沙发上打盹，困得不行，就拿起值班室的闹钟，将闹铃调到5点正，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只见那位客人一手拎着箱子，另一只手拿着上衣和领带，站在我面前，用日语责怪我。他好像没来得及洗漱，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抱起箱子陪着他冲到楼下找出租车。那位客人一边系着领带，一边用汉语说：“镇静、镇静！”
后来，我仔细地看了看闹钟，才弄明白：闹钟早就停了！
送走客人后，我一连几天情绪不好，深感对不住那位客人。下次再值班时，我就用一个小半导体提神，可是快到11点时，所有电台的播音员都说着同一句话：“各位听众们，再见！” 然后，所有波段都发出“沙沙沙”的声音。
    有一次，我值夜班时停电了，我拿着蜡烛在楼道里巡夜。突然，眼前出现两排白牙齿，它们在昏暗的烛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吓了我一跳。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非洲客人，他问我哪儿还有啤酒卖？我说：“没有了，明天再喝吧”。他失望地回房间了。
最能喝酒的是日本客人，他们每次喝酒必喝醉，每醉必倒。有时，客人离开宾馆时，会扔掉一些看过的书报、杂志，我们时常拿来翻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发达国家繁华都市的夜景：灯火辉煌，霓虹闪烁，街道上车流滚滚，真是壮观无比！这让我羡慕不已，心里想，什么时候北京的夜景也能如此漂亮、壮观，也有那么多的汽车该多好啊！可惜，到了晚上10点，北京已夜深人静了，如果还有声音，那就是电报大楼楼顶上发出的钟声。如街上还有人行走，多半是巡逻的工人民兵，他们胳膊上戴着红袖标，手提棍棒。
......30年以后，北京真的繁华似锦，车流滚滚了！可是车里的司机们却心烦意乱，你挣我抢，互不相让，甚至拳脚相加。奔驰、宝马看不起奥迪，奥迪欺负捷达，捷达挤兑夏利，夏利吆喝自行车，骑车人则趁夜深人静用锥子扎汽车轮胎，或者用钉子划车漆，还有往机器盖上抹屎的。循环往复，好不热闹！此是后话，非本文内容，不必多说。
有一天，我得到了一张变了形的唱片，表面象丘陵一样高低不平。那里面都是日本著名的轻音乐。可是我没有电唱机，便找到我家的一个好朋友。他的父亲是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他家有电唱机，而且自己动手制作的音箱效果很好。我们听那些乐曲时简直陶醉了！小提琴的声音就好像是从宇宙中传来的，优美动听（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电子乐）。唱针随着不平的唱片的转动而上下起伏着，我陷入了神话梦境，简直惊呆了。我们还将这些音乐录入了他的录音机，保留下来。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会修理各种电器、手表等等。
    有一位欧洲来的客人，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或者水土不服，进了客房就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灰暗，眉头紧皱，显得很是难受。看到他这个样子，估计是有轻微的中暑现象。我也没别的药，就拿出自己的风油精。先让他闻闻，然后滴在我的手指上，在他的太阳穴和前额涂一些。他眨眨眼睛，
体会了一会儿，感觉很舒服，笑起来。看到他好转了，我也很高兴，就将风油精递给他，并用英语说：“For you”。之后就转身离开去做别的事情了。下次再遇到这位客人时，他拦住我，从钱包里抽出好几张外国钞票，往我的手里塞。我的英语说不好，只是执意拒绝他的谢意。最后，他让步了，对我竖起大拇指，表示诚恳地夸奖。
我还发现，有些外国人穿着棉布制作的服装，便对小曹说，他们那么富有，怎么还穿棉布的衣服呢。小曹说，这个你可不懂，在外国，棉布比料子、咔叽、华达呢、榨蚕丝、的确良贵重得多。有钱人才用棉布呢。
七十年代中期，经常有日本青年旅游团入住友谊宾馆。为了省钱，他们带来了中国多年以后才有的方便面，时常在房间冲泡并食用。当时我们对这种面条感觉很是新奇。日本游客告诉我们，这种面条是一个日本人在多年以前发明的。
我们除了早上安排政治学习外，还利用下午的空闲时间开会。会议内容很丰富，包括赛诗会，要求每人写一首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而且要在大会上朗诵。大家比赛，谁写得好，就会得到赞扬。我将一首革命歌曲的歌词当作我做的诗，想蒙混过去，希望他们不会发现。因为我没正经上过几年学，根本不会写诗。那歌词的主要内容就是：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嘿！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但是，我刚念完，他们就听出来了，并嘲笑我。这属于早期的作弊吧。
实际上，这时已有人在私下开始表示对文革的不满情绪了。那些敢于公开说心里话的人往往遭遇到不测，如遇罗锦、张志新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