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干校当局通知我的妈妈：可以返京。我们就收拾行李，又经历了一场类似过节一样的告别，很多人来向我们祝贺，也有人说：将来日子过好了别忘记他们。我们再次踏上了返京之路。再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那好似囚车般的绿色长途汽车，前往兖州火车站。
十几个小时之后，当我们走出北京站时，第一眼看到是一座崭新的大邮局。我从未见过如此高大、漂亮的邮局，它令我惊叹不已。其余的变化好像不大，二环路和地铁工程仍在进行之中，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古老城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去，我们这些住在北京西北部的居民，进城时必须通过西直门城楼的门洞。1路、5路和7路无轨电车以及其他北京西北部的车辆都要从那门洞中穿过才能进入城里。那个时候，城外的人们常说“进城”；而城里的人们也常说“出城”。如今，城墙和城门楼都已荡然无存了。清朝时，为皇宫送水的车子也是从西直门的门洞进入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们都非常怀念那美丽壮观的城墙和城门楼。据说，梁思成先生为阻止了拆城墙的而多方奔走并痛哭不已。当他知道拆城在所难免后，带着纸笔，爬上了所有的城门楼，将它们的主要结构和尺寸画了下来。
有时，我在外地和别人聊起北京，当他们知道我住在颐和园旁边时，有人甚至认为：“那不是北京，你不是北京人。” 他们觉得城墙以内的居民才是北京人。此时，城里的人们和我们一样土里土气，大家眼神都有些呆滞。好在过去那些骇人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
回到北京后，我到处寻找依然还在北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参军入伍了；有的在插队；也有的在待业。我还陪着爸爸去协和医院旧楼病房探望原河北省委书记裴仰山，他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迫害和屈辱。由于床位有限，他的病床和其他普通有困难的老百姓一样，就摆在医院走廊的拐角处，光线异常昏暗。医生、护士、病人和探视者匆匆地从他的病床边走过，我们不得不时常站起来为别人让路。此时的他已骨瘦如柴，青筋暴露，双眼凹陷，他用仅有的一点气力紧紧抓住爸爸的手，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为国家、为党、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老人，经历了这场革命运动的残酷迫害，如今已行将就木，虚弱得睁眼都费劲。在战争年代，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对他都无可奈何，如今却被革命者整到了这个地步，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爸爸心情非常沉重，我时常斜眼看看爸爸，他这时脸色很不好，我和他一样难过。裴书记于1982年12月病故。不管怎样，他活着等到了自己被平反的那一天。
我还陪同爸爸看望了张廷桢、李轶民、刘澜波、滕代远，王学文，还有张学良的另一个弟弟张学铭（他很喜欢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