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办完事后，就把我从张政委家接到国际关系学院我们临时的住处，准备返回兖州，隔壁邻居是爸爸的老朋友，就是德丰的爸爸，他请妈妈和我，还有刘山他家里吃饭。我们边吃饭，那位叔叔边批评我。我和刘山一边吃，一边认真地品味香喷喷的饭菜，根本没把批评听进去。那个叔叔原来也遭受迫害，在干校劳动，后来患严重的眼疾，差点失明，才获准返京疗疾养病。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他担任了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后来还担任了某部的副部长。
    一天晚上，一辆三轮摩托车准备将妈妈和我以及刘山一家送往北京站，这种摩托车后来逐渐演变成“摩的”。三轮摩托车的驾驶座后边有个小棚子，门向后开，里边有两排小硬座，可容纳4个人，人面对面坐着。没料到的是，我们刚要开路，却又节外生枝！
原来，白天我和刘山与国际关系学院传达室的值班员发生了口角。晚上，卫卫听说了，马上回家拿了两把菜刀，找值班员算账了。正在争执不下之时，派出所的民警来了，把我和刘山作为证人扣了下来。情急之下，妈妈赶快去找了有关领导，说明我们要连夜赶回兖州。国关的领导出面跟民警做了解释，德丰的爸爸也来说情，这才把我们放了。我们几个人快速地跳上摩托车，一溜烟儿地逃了。现场只留下卫卫独自接受处理，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那时，朋友之间非常讲义气，谁有困难，肯定会有朋友站出来挺力相助。当然，有时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太可取，可在那个年代，没人对此感到吃惊。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小雄为了一个受欺负的朋友打抱不平，跳起来用酒瓶子打破了对方的脑袋。那个高于他一头半的人捂着伤口在前面抱头鼠窜，小雄拿着破碎的半个酒瓶在后面追，并叫喊着：“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真是惊心动魄！最后，那家伙还是逃脱了。小雄的父母都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尽挨整，受批判。因此他的心里总憋着一股无名火，老想打架。另外，这使他更同情弱者。
妈妈还为干校带了一箱子重要文件。上车后找到列车长，要他帮助保存一下，并拿出介绍信让他审查。他看了一会儿，便自言自语地嘀咕：
“中共中央直属......西范机关......西范机关？”他问旁边的乘警：
“你听说中央有个西范机关吗”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妈妈解释了半天，并告诉他，可以打电话确认，费了很多口舌，列车长同意提供帮助。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了兖州干校。干校里很多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盯着我和刘山。尤其是那些同龄的小孩儿们，他们把我们当作英雄看待，主动和我们搭话，要我们讲述那段“逃亡”故事。表面上我俩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却难以抑制内心的得意。
不过，经历那次“逃亡事件”，我开始有了些转变。其实，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数引人犯错误的诱惑，它们看似诱人，其实害人。此次出逃，实不应该。
真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时常反省自己，尽管我给家里惹了很大麻烦，可爸爸妈妈从未打骂过我。也许，是动荡年代之中发生的很多灾难带给他们太大太重的压力，我做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已算不了什么。
    我决心好好学习，以实际行动报答父母对我的爱。可当我重返校园时，学习已跟不上了，加上老师的地方口音很重，上课时，我实在提不起精神，觉得非常吃力。我记得，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讲水分子H₂O，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你把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放在一起，就变成了水。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