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的是一排排尖顶的二层简易楼。我和妈妈被安排在一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的地面没铺设任何东西，是泥地，湿乎乎的。墙上长着草和青苔，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都是从北京运来的。墙的表面连一层白灰都没抹，裸露着砖头和水泥。在这片楼群的中间地带，有个大食堂，干校的全体人员都在那里排队盛饭，能吃多少就吃多少。门口有个大锅炉，供应开水。不远处就是猪圈，我们驻地附近还有一个小村子，村民的房子和院墙大多数是用夯土垒起来的。
干校厨师的烹调技艺极差，做的饭菜难以下咽。有一次，他们还把碱当成了盐倒进菜锅里，但没人提意见，也没有人吵闹，大家还是把菜都吃光了。我也很理解那些厨师们，他们从未受过正规的烹饪培训。任何人看到他们那样费劲地、认真地用铁锹在大锅里炒菜，都不会嘲笑他们，反而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的人包括厨师们，曾是局长、处长、高精尖领域的能人、有的还曾出任过我国驻外大使或参赞。更有一些曾经在战争年代里舍生忘死与敌人拼搏周旋的隐蔽战线上的老战士。他们死里逃生......多年后不得不来到了这里。
    虽然干校的物质条件落后，但毕竟我们躲过了抄家、批斗。在干校里生活相对比较平静。附近的农民忙于种田，忙于解决温饱问题，没时间搞运动。而在北京时，每天都有热闹看，不但看，有的人还亲自参加。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人们都上街游行庆祝去了。西苑大院的游行队伍出发之前，爸爸在红楼礼堂的台阶上向游行人群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有了原子弹，那些敌对国就会另眼相看我们，就不敢轻易欺负我们！将来我们还将制造氢弹和人造卫星！人群中发出了热烈的鼓掌声。我也在那群人当中。
每次发表毛主席新的最高指示，人们上街游行；解放军在珍宝岛和苏联军队打了起来，老百姓又上街游行抗议去了。连续好几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围堵得水泄不通，叫喊声、咒骂声震耳欲聋。任何事发生，都可能要游行。
更有意思的是，人们乘坐公共汽车时，只要他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那个人就可以被免票了。可是，有时，车上有好几个人同时高声背诵语录，售票员就不知听谁的好了。   如今，我们来到了乡下，周围是一派和平、安静的景象，农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盛产高粱、大葱、大蒜、红薯、山药、棉花等农作物。但据说这里还有麻风病和炭疽病，这让我们稍感不安。
这里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厕所，谁看到厕所里的情形就会心颤。木架子上围着个大苇席就是厕所了，没有房顶。茅坑内外到处都是肥胖、肮脏的蛆。人刚一蹲下，肥胖白嫩的蛆就顺着鞋子往上爬。遇到刮风时，苇席就飘了起来，在外边能清晰地看到是谁正蹲在厕所里，很尴尬。如遇到雨天，上厕所的时候，就要撑伞或穿雨衣。遇到大暴雨时，粪便还会漂到厕所外边去，很多蛆也跟着一扭一扭地从茅坑里漂了
出来。看到了以后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直打哆嗦。当时，最好的厕所是用夯土建造的，但同样没房顶。记得有一次我去厕所，刚走到门口，就见一头大肥猪从里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它满脸沾着粪便，还悠然自得地琢磨着滋味，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它看到我挡住去路，就不走了，盯着我看。吓得我差点尿裤子，我向后退了几步，那头肥猪冲我眨眨眼睛，它的睫毛可真长！我对它嚷着：“去、去、去”，肥猪这才慢慢地走开了，小尾巴还左一摇右一摆地。
来干校前，我和妈妈都患有关节病。干校的房屋太潮湿了，我们住在一层，房间里又是泥地。每隔三、四天，床腿就陷进地里，我们就将它拔出来再垫上砖头石块儿，可没过几天，床腿就又陷了进去。有的人家，距离窗子仅1米多远的地方就有多年前无主的坟堆。有些坟头裂开了个大口子，都能看到里面的棺木。我和其他小朋友们曾趴在裂缝旁往里看，还闻到一股臭味。大家好像也不大在乎这些。
妈妈考虑到我年龄小，又患有股骨头坏死症，非常焦急，就郑重其事地给干校领导写了份申请报告，请求批准我们搬到二层去居住。开会讨论时，向着我们的领导表示同意，而造反派一方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坏人”最合适的惩罚。其中一个曾经是造反派的领导还对我进行威胁说：
“你爸爸的问题还没搞清楚，他参加过国民党，是个混进党内的大特务，但他一直不坦白交代，想要顽抗到底？！你最好小心点儿！要是得罪了我们，可没你的好下场！”这个警告变成了我所背负很长时间的包袱。
 
有时候，我也去邹县看望爸爸，二郎和刘山的爸爸也在那里。我们常常一同前往。
在邹县的干校里，人们通常都睡上下铺，只有我的爸爸受到了优待：享受单人床待遇。据说主要是因为他以前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曾担任中直党委副书记和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当时，共有五大部直属中央政治局：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宣部、中组部、中调部。其它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字头的属国务院管辖领导。
有一天，那个麻脸军代表被前呼后拥地前往邹县干校视察，顺便礼节性的看望我爸爸。但是爸爸自始至终都没说一个字，也没看军代表一眼，一直表现得很冷淡。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怕他一开口很可能要骂街，从而惹恼了来客。
后来军代表感到没趣，就去慰问旁边的一个名叫王大刚的人。王大刚就对他大声说自己没犯任何错误！我不是叛徒、不是特务！他一直在喊自己是冤枉的。并且越说越激动，最后还是骂了起来。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吓坏了，立刻簇拥着大麻子离开了。
后来，那个多年以来一直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老革命没有看到自己被昭雪平凡的那一天。他保卫了很多人，却无法保卫自己。多年以来，每当想起他用小药丸盒子为我表演变戏法逗我玩时、回忆起他用小纸条和烟草认真制作卷烟的样子时，我就非常想念他并感到非常难过。那时，我经常听到他说：党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和你爸爸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我一定要坚持到平反的那一天......
一天晚上，所有的人被要求去打麦场上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有一位老革命由于肚子疼痛难忍，不得不请假在宿舍休息。
不知过了多久，他突发急性胰腺炎，疼得无法动弹，而且睡在上铺，当时没有旁人在场，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就静静地去世了。
这场演出非常成功，引起了轰动。结束的时候，全体演员，包括身着国民党军服的胡传奎、刁德一和阿庆嫂，一齐高举毛主席语录站在台上挥舞着，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谢幕。
大家回到宿舍，以为那个老革命已经睡着了，就没有打扰他。第二天一早，同宿舍的同事都起床该下地干活了，却看到他总是没动静，才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大家都悲痛万分，但是也没办法，连追悼会都没开。在他到干校之前，已经被关押了很长时间，而且是在清朝时期的破旧兵营里，睡在地板上。他也没有熬到自己被昭雪平凡的那一天。
 
兖州的东风干校当局经过几天的讨论与研究，终于，正义的力量占了上风，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和妈妈欢天喜地搬上了二层，这里的地面不再有小草和青苔，床铺下边不再长霉菌和木耳了！但是，二层房屋没有天花板，房顶只是在斜的房樑上铺了一层瓦片。盖楼时，人们为了节省砖块，将里面每个房间的墙壁只砌到接近房檐的高度就不再向上砌了。由于房顶是尖的，房樑下面那部分显得空荡荡的，如果有人在自家说话、咳嗽或睡觉时打鼾，隔壁邻居听得很清楚。尤其是有人习惯起夜，但又不敢去外边的厕所，只好在房间里方便，“哗、哗”声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发出，显得很响，真让人难为情。一到下雨天，房顶就漏雨。
有一天夜里，雨下得特别大，我被雷声惊醒了，听到房间里好像有水声，睁眼一看，只见妈妈正用脸盆接雨水呢！忽然，我的床头上方也漏雨了，我刚坐起来，泥点就滴到我枕头上了。我赶忙跳起来拿来桶和盆接着，一直忙到雨停。有时，淘气的麻雀不知从那个墙窟窿钻了进来，在房间的半空中来回乱撞，一会儿又飞到另一家，那家人就掀起了捉拿麻雀运动。接着，麻雀又撞进其他人家，紧接着又引起新一轮的骚动。不管怎样，住在二层还是比一层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