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7日，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全国各地陆续办起了五·七干校，因重要指示是在五月七日做出的，故称之为“五·七干校”。
“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
1969年，毛主席下达了一项重要的命令：将中共中央调查部并入总参二部。（1975年毛主席又下达了将中调部和总参二部分离的命令）
       1969年9月7日，早晨，天气较凉。12辆绿色解放牌军用卡车，整齐地排列在中心路口两旁。路口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塑像，底座用大理石砌成。他老人家身着飘舞着的大衣，目光坚定地直视远方，一只手向前挥动。
    所有前来集合报到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儿，还有不少东风大楼的干部，即将奔赴山东兖州东风“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再教育。我家的东西全都送人了，连闹钟也送给了人家。那时，大姐、二姐都下乡了，只有三姐继续留在北京上中学，她寄住在别人家。爸爸已被提前下放到山东邹县去了，或许躲进偏远地区也算是得救了吧！
    我和妈妈每人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在人群中拥来挤去，提包里装了一些必备的衣物和日用品，。早上七点整，车队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出发了，这正如人们常说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座大理石像在1981年的一天夜里被拆除了，由于它非常结实坚固，比现在的豆腐渣工程优良千百倍，不得不用炸药进行爆破。）
    按规定，所有夫妻都要被分开下放，夫妻一般都被分别下放到山东邹县和兖州县两地接受“再教育”，不能住在一起。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净化劳改人员的灵魂。不但在身体上重新受到洗礼，也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后来有人说这也属于人权问题。
    有关当局为我们安排了专列，于早上10点钟驶出北京站。我们被告知将于第二天上午到达目的地。火车要走一天一夜，因为我们的车要为其他列车让路。
    我和大院里的好朋友刘山，以及其他几个小伙伴一起玩起了扑克牌。刘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从那时起我们从未分开过。车厢里，大人们表情严肃地在谈论着我们听不懂，也不感兴趣的话题。小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欢笑着、打闹着。我们玩了一会儿，刘山想小便，便拉开了窗子向外撒尿！由于列车速度快，尿横着飞向后面的车窗。“谁往窗外洒水了？谁干的！”立刻有人气愤地嚷开了，并有人向这边走来。刘山紧张坏了，大家也不知所措。当质问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时，只见他的衣服湿了一片，他还不时地擦着脸，我灵机一动，用两只手揉着眼睛说：“真讨厌，快关上窗户！”那人以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便接着往前走，找别人算账去了。
    这列火车只有四个列车员，他们的工作仅仅是送水，而不负责打扫卫生，车上也不管饭。因为他们被告知，车上的乘客全都是去接受劳动改造的，不需要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所以，列车员一直绷着脸。天黑后，车上的人们都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刘山特别崇尚浪漫主义，爱冒险，他闲得手痒，就找了个东西去捅列车员休息室的门锁。不一会儿，门就被捅开了。我们溜了进去，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乘务员打开房门时，看见我们在里面，吓了一跳，忙问我们是怎么进来的？我马上答道：“门没锁！”
    离目的地还有很远的路程，我们就看到车窗外一片汪洋，显然最近刚下过大雨，发生了涝灾。那不是清澈碧绿的湖水颜色，而是混浊的黄色，看不到地面。到站的时候，妈妈走了好几节车厢才找到我。列车终于停稳了，只见车窗外的木牌上写着：程家庄。车站上，干校的先遣人员已在此等候我们了。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排着队，趟着水，慢慢地向3公里外的目的地——“东风五七干校”走去。那里是一座当时未开采的大煤矿，是某年8月8日探明发现的，所以叫做“八八煤矿”，也就是后来的兖矿集团。在此之前矿工宿舍已盖好，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人就住在矿工的宿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