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复课闹革命”，意思是应返回学
校，一边上课，一边搞革命运动。就这样，小学和中学复课了。而大学却一发不可收拾，主要原因是江青和陈伯达等人插手大学事务，最恐怖的是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所有武斗行为都有了借口和理论依据。
在学校里，我们学的英语也主要是学一些政治口号，如：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交枪不杀！”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Working class is leading class.)
上体育课齐步走的时候，全体同学同时高喊：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美帝，打倒苏修！”、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声音洪亮，抑扬顿挫。
我们还高唱革命歌曲：
“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至少，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敢于和美国公开对抗。这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1965年2月7日，美国空军出动飞机，对越南进行连续的大规模的狂轰滥炸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决不容忍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周总理也对此说道：中国不会对此置之不理！轰炸发生几天之后，北京有150多万人在天安门游行示威，强烈抗议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被打得惨败，是因为他们在和中国人作战。他们一直为那两场失败而耿耿于怀。如果我们没有足以和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他们早就象对待南斯拉夫和伊拉克那样对待我们了。
我们的英文课本中，有篇课文是《半夜鸡叫》，讲述的是解放前有个老地主剥削、压榨农民的故事。故事里的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每天早起下地干活，不等天亮，他就钻进鸡窝学鸡叫，结果引得所有的鸡都跟着叫了起来。然后，他就对长工们嚷着：“懒骨头！天亮了，鸡都叫了！还不快起床！”后来，长工们终于识破了“周扒皮”的坏招儿，好好地把他臭揍了一顿！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还拍成了动画片。
有一篇课文，标题是“老板的煤太多了”。(Because the boss has too much coal.)讲的是美国的一个煤矿工人下班后向家人宣布自己失业了。他的儿子问他，为什么失业。他回答说：因为老板的煤太多了。有很多的课文里都有关于外国人民过着暗无天日、悲悲切切的日子；而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内容。
中小学生虽然复课了，却静不下来，不认真听讲还算好的，无故打骂老师则是常事。我曾亲眼见到，一位老师被迫跪在地上向毛主席像请罪。他是我们学校教手工课的李省三老师！那时的李老师已经有一大把年纪了，他和蔼可亲，永远面带笑容。通常，每堂课讲完后，如果下课铃声还未响起，李老师就会抓紧时间给全班同学讲孙悟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其实他讲的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编的。我还记得，其中有个情节是孙悟空拿着机关枪扫射，李老师边讲，嘴里发出“嗒、嗒”的枪声，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每次铃声响起，大家仍恋恋不舍，最后一起簇拥着李老师走出教室。
可悲的是，李老师在文革中倍受折磨，他被造反派监督劳动，每天负责打扫学校的厕所。我常看到造反派对李老师嚷着：“你还不低头认罪！” 满头银发的李老师立刻深深地弯下腰，嘴里连说：“我有罪、我认罪！”，看到这一幕， 我心里非常难过。还有人把我们老校长剃了阴阳头，她是解放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还有个叫何天柱的老师也常挨打。
1969年的一天，柬埔寨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出国访问期间，他的弟弟朗诺，在国内发动了政变，使西哈努克亲王无家可归，不得不流亡中国。他的全体随行人员及其家属进驻了北京友谊宾馆的北工字楼，他和夫人莫尼克住进了东郊民巷15号。
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无微不至地照顾。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各种便利与帮助，包括让他通过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表讲话，揭发和控诉朗诺集团的罪行。电台转播亲王讲话时，学校要求全体同学都坐在操场上收听。我记得那天特别热，烈日当头。亲王共讲了两个多小时，而且用的是带有浓重口音的法语。以前柬埔寨、越南、老挝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统称印度支那。但我们的电台始终没有给亲王的讲话做同声翻译，大家听了两个多小时的天书！一个字也没听懂。
讲话结束后，我们就长时间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 因为支持朗诺发动政变的后台不是美国就是苏联，反正这两个国家总是和中国过不去。
文革期间，美国建造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苏联援建的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苏联援建的“莫斯科餐厅”和“莫斯科展览馆”，也被分别更名为“北京餐厅”和“北京展览馆”。直到现在人们经常说到“北展”。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不知道它曾经是“莫展”。
著名的西单广场变成了毛主席纪念章交易市场。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这里进行各种纪念章的交换活动。大的，小的，镀金的，镀珐琅的，应有尽有。“金边大闪”、“单边大闪”，名目繁多。很多人做各种各样的革命工艺品，以表忠心。在窗纱上绣毛主席像，用石膏做毛主席像，等等。
大学生们还在继续闹革命。那时，造反派还在大学里私设公堂和监狱，严刑拷打学校领导。彭真同志也被关押在其中。更有甚者，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外宾结束后，就被拉去批斗。有一天，爸爸和冯铉被造反派用汽车拉到外交部，陪陈毅挨批斗。批斗会结束后，造反派就不管他们了。他俩不得不步行回家，从外交部一直走回西郊驻地，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钱。
江青、陈伯达不但指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而且还多次窜入大学校园，为不明真相的大学生们鼓劲儿。江青疯狂到极点，甚至在大学会场上公开宣称某校长、某副校长是走资派、是叛徒！那位校长、副校长就当即被逮捕。负责学校学生工作的市委副书记雍文涛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就是这样在开会时被抓走的。（周荣鑫是爸爸的好朋友，后任教育部部长，最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迫害至死。死讯传出后，四人帮还狡辩说“人没死”，并要追查谣言，当追查到周的子女身上时，他们才作罢。）
中央为了控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向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派去了军队，他们级别较高，多数为军、师级，派到工厂和中小学的是团、营、连、排级别的干部。他们大多来自野战部队。这时，各大军兵种主要上级机关，如国防部、总参各部，以及各大军事院校都在闹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希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派群众得到解放军的支持，他发出了“三支两军”的号召，意思是支持左派、支持工人、支持农民，军事管制、军事训练。学校里的某年级某班全部改为某连某排，这样自然而然地，我和一帮毛孩子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战士！
    派到我们小学的军代表是个排长，他对我们的教育特别重视，主要是督促我们背诵“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如果谁不能完整地背诵所规定的段落，放学时就不准回家。经常有几个学生在军代表的办公室里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地走到他面前背诵，谁达标谁走人！几千年来，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教人背书。所以，现在到处都有背课文和应付考试的专家。
在我们大院里支左的最高级别军代表是某大军区下属一个军的军长，说话口音特别重。开大会时，他批判修正主义生活方式腐化堕落时说：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反动的，一般地流赖（牛奶）他们不喝，而要喝栓地流赖（酸的牛奶）！”
凡是吃面包、奶酪，喝牛奶，穿裙子、皮衣等等，都属于反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应加以严厉的批判。总之，过上好日子的人都是坏人。
令人敬畏的军代表大人脸上长了很多雀斑，大概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痕迹。有一天，不知什么人手欠，不老实，用白石灰在食堂外的围墙上写了几个大字：“打倒大麻子！”工作人员立即向军代表汇报了。这还了得，简直是晴天霹雳！军代表马上派公安人员到现场拍照、查手印，照相机上的闪光灯比我们用的大饭碗还大。摄影师按快门之后，闪光把在场看热闹的人吓了一跳。人人惊恐，岌岌可危！如同发现反动标语一般！但最后好像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不了了之！
复课以后，每天最严肃、最庄严的时刻是仍然是“早请示”、“晚汇报”。
早上第一节课铃响之后，全体起立，每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必须举过头顶，挥舞的同时，一齐高声诵道：“祝愿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个时候所有的教室里都不约而同地传出虔诚的、惊天动地般的“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声音。然后，大家高唱革命歌曲《东方红》。接着就上第一节课，被称作天天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大家讨论或作自我批评，讲述自己做的如何不够好，应该如何改正。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基层军官门和的名言，响彻了全国各地。
晚汇报是在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全体起立，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然后放学回家。这种仪式持续了好几年。
有的时候，为了使同学们不忘阶级仇、血泪史、民族恨，学校经常给我们吃忆苦饭。就是用野菜、豆腐渣、麸子等原料做的面团子。但是很多同学吃完后都说，忆苦饭太好吃了。因为里面放了很多油和其它作料。这使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学借此机会大快朵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