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会和武斗最激烈的单位是各大专院校。我曾在北京大学西门看到一些身穿黄色或绿色的军装，头戴柳条帽的红卫兵。他们左臂佩戴着红袖标，上面印着三个金字：红卫兵。下面有一排小字，表明他们是什么学校的，或者属于哪一派别的。腰间系着军用皮腰带。手握着一头被磨尖的钢管，作为长矛，大约有一米七的长度。另一手插在腰间，怒视着周围，威武无比。他们随时准备将长矛刺向对立派，而各派的口号和理由却是相同的：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斗到底。毛主席曾对毛远新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
红卫兵的派别名称五花八门，有井冈山、红旗、东方红、四三派、四四派、西纠（西城区纠察队）、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还有天派、地派等。
    北京大学的南墙、西墙贴满了大字报，其中内容多数是以不实之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还有各种各样侮辱人格的漫画。北大的北边是一条河，东边是一大片农田和少量民居，交通不便，所以没有张贴大字报。来看大字报的人主要是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大学生们很多都身着颜色发黄的旧军装，腰间系着军腰带，胳膊上佩戴着红袖标，特别精神。我们这些小孩看了很是羡慕，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得到这身行头，他们看到了我们无比欣羡的眼神，更显得无比自豪。还有些人很认真地默念或者用随身带着的纸笔抄写着大字报上的某些段落。
北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受到了轮番不停的批斗。当时，最著名的造反派负责人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其实，他们也是受到阴谋家的蒙蔽和利用，干出了很多极具破坏性的事情。他们无数次地包围中南海，冲击国防部、中调部、公安部和外交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它重要机要部门，并丧心病狂地放火烧了英国临时代办处，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在这期间，很多国家和党的重要绝密文件被外泄。我们所在的机关大院旁边有个毛纺大学，那里的大学生也经常前来围堵造反，也高呼革命口号或者挥舞拳头，气势汹汹。
周总理为了劝说围困中南海的红卫兵，不得不奔波于新华门和中南海西门和北门之间，累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
有一天，一些红卫兵捉住并扣留了几个民警，强迫他们蹲在101中学大门口的交通岗亭旁边，学习毛主席语录。
北京以外的地方，造反派还冲击了兵工厂和军火仓库，他们甚至使用常规武器搞武斗，并出现了私自审判后执行枪决的事件。与外地相比，北京因武斗被打死的人不算多。
康生为了排斥异己，打击他人，公开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于是，全国各大报纸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文革初期，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新闻工作者邓拓被迫害致死，终年54岁。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受到了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去世，终年60岁。
中国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一生中写了很多部优秀、脍炙人口的作品：《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龙须沟》等等。文革中，老舍先生由于文采出众而遭到嫉妒，被无情地扣上反动权威的大帽子，在遭受红卫兵的侮辱与毒打后，情绪低落，抑郁无比，投湖自尽，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