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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运动中

到处可见抄家、批斗、游街!有人被折磨至死,有人难耐人格侮辱与迫害,被迫自杀了。我家的邻居邹大鹏,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担任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对外友协副会长。
1967年4月的一天夜里,由于无法忍受造反派对他的羞辱和折磨,他们夫妻双双在家中服药自尽了。在离开人世前,还给我爸爸打了电话,邹叔叔询问爸爸身体怎么样,并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住。爸爸说:没问题,能顶住,最严重的结局就是枪毙嘛!老子才不怕!并对他说:“别为我担心,你自己多保重吧!” 他们又谈了很久。可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就传来噩耗,邹大鹏夫妇无法再忍受屈辱与折磨,挂断电话后双双含冤离开了人世!我们对此又是吃惊又是难过。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放学后,高高兴兴地去邹叔叔家玩,他让我坐在身边,给我讲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心里对他充满了钦佩和崇敬,叔叔讲到过去战争年代里的种种艰难困苦时,抚摸着我的红领巾,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他还说,国家的富强繁荣的实现,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邹大鹏的平反昭雪大会、追悼会,与其他很多含冤去世的人们一样,是在四人帮倒台后的1979年才召开的。
我的一个舅舅是空军校官,他也因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了。直到我长大以后,才对他的死产生了疑问,而这个谜题可能永远无法破解。舅舅在去世之前已经被关押了很长时间,我的舅妈有一天去关押地点和他见了一面之后,他就跳楼自尽了。为什么?之后,舅妈和我们断绝了关系。为什么?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是著名抗日将领张学良的弟弟。他虽然死在医院,但去世前已有好几天喝不到水。
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因癌症引起的疼痛折磨而死,病症发作时,疼得他撕破了床单也得不到止痛药。
爸爸曾告诉过我,张学思担任海军参谋长时,得知我军潜水艇开动一个小时后,轮机舱里的温度就达到40度以上,而且噪音很大,为降温技术和降低噪音问题难以解决而心急如焚。他非常关心海军战士的健康和工作环境,多次跟着潜艇出海,体验战士们的艰难困苦。
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死的有很多高级别的领导人。除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陶铸;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达、李立三等人。
正所谓: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奸诈小人。
刘少奇最后的日子非常凄惨,他死在河南省开封的一间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所躺的床的铁栏杆上生满了铁锈。胡子长达一尺多,很久没洗过澡。刘少奇与贺龙都是在1969年被整死的。这些骇人事件的发生,为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钻营家和势利小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说假话说空话、造谣诬陷横行的新纪元。
张学思的哥哥张学良被软禁将近六十年,居然活了一百多岁;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在监狱中渡过了26年,出狱后却当上了总统。真令人不可思议。
这个时期,人们一提到刘少奇,总要加几个难听的词汇:“叛徒、内奸、工贼”。我曾经看到北京大学西墙上的一篇攻击刘少奇大字报的标题,有意将“奇”字倒着写,改为“狗”字。该作者的文字水平,高,高,实在是高。
    万幸的是,另有一批高级干部被周总理以“逮捕”的名义,秘密地转移隐藏了起来,有一大部分人被关在北京卫戍区。在那里,他们受到军队的重兵保护,红卫兵和造反派无法找到他们,最终才得以幸免。
刚开始的社会动乱好像与我无关,丝毫不影响我的玩耍与调皮。但实际上,打、砸、抢、抄、抓,迫害老干部的黑风已刮到我家里。因为我在大院里经常能看到爸爸在接受劳动改造,身旁还站着好几个监视他的造反派或红卫兵。那些人经常瞎指挥,一会儿说这么做,一会儿又说那么做,有时还辱骂爸爸,或者用棍子打他几下。有时,爸爸手握绿化工人用的大剪子,认真地修剪柏树枝。他见到我站在旁边看,就和蔼地轻声说:“去、去,一边玩去吧!”我从未见过爸爸脸上有愤怒和忧愁的表情。因为,和他一样的很多人的处境也都是一样的。
一天晚上,爸爸回到家,一见到他,我被吓了一大跳。他的脸上、身上、双手都被染得漆黑。手里还拿着一顶用纸篓和报纸做成的锥形高帽子。上面用毛笔写着: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许多难听的字眼。一问才知道,爸爸的脸和衣服上是被造反派用墨汁涂黑的,手上的黑色是在印刷厂搬铅块时染的,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原来,他今天接受批斗之后,被人毒打了一顿,又被强迫在印刷厂里搬运铅块。爸爸用平静的口吻问妈妈:“铅有毒吗?”
妈妈年轻时曾在印刷厂工作过,说铅块确实有毒,爸爸拿起一块长条的灯塔牌肥皂默默地搓着双手,同时问我:今天是否有人来抄家,抢走了什么,打碎了什么东西;问我是否淘气惹祸了等等。我拿起那顶纸高帽子就要撕碎它,爸爸拦住我说:
“不要撕坏它,我明天还要戴呢。”听了他的话,我无法抑制住狂泻的眼泪,心中充满了悲伤和愤怒。
有些比我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他们大多数是中学生,当看到自己父母被造反派羞辱、折磨时,便忍不住冲上去与造反派理论,但最终只有一个结果:自己也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游街示众是家常便饭。每次游行队伍从飞机楼前的三角广场出发,前往北二院,后穿过北一院,又走向南二院。一路上,造反派和红卫兵们押解着很多被打倒的人们,边高呼口号:打倒某某某!打倒某某!,边挥舞红旗和毛主席语录。还有人举着白底黑字的横幅,上书:“砸烂孔家店!”这个“孔”是指孔原。他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解放后任海关总署署长;1962年,中调部部长、副总参谋长、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逝世后,他担任了中调部部长,并兼任国务院外办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造反派也高呼打倒我爸爸的口号,并加了一个不好听的头衔“黑管家”。
    抄家的造反派分期、分批到家里来查抄“黑材料”,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时常在梦中被他们摔东西的声音惊醒,吓得在被窝里拼命地往墙角里挤,浑身直打哆嗦,想假装睡着,却装不像。来抄家的大多是些年轻人,主要是国际关系学院的红卫兵和六局的工人。其实,他们并不都是坏人,有些人确实是一颗红心永向党,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这么做的,但当中也确有少数人是跟着抄家队伍趁火打劫的。还好,他们没打过我,也没抄出什么“黑材料”和值钱的东西。所谓“黑材料”就是能证明爸爸是反党、反对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任何证据。
一天,我家来了一群人,他们既不乱翻也不吵闹,而是把家里的电话拆走了,就是过去所说的“红机子”,并没收了爸爸的铅印电话号码本。确切地说,红机子其实是紫颜色的。电话本里第一个号码就是周总理,第二个号码是康生,那些号码都是4位数字,应该是“保密号码”。我记得,其中一个女造反派的咬牙切齿地问另一个造反派:
“他老婆叫什么名字?”她指的是我妈妈。当她得知妈
妈的姓名后,恶狠狠地说:
“哼!她也不是个好东西!”然后转身指着我的鼻子问:“你姐姐是不是联动?”所谓的“联动”,就是首都大专院校联合行动委员会。
我战战兢兢地答道:“不是”。
她瞪了我一眼,说:
“你老实点!” 然后,猛地推了我一把,我没站稳,一个趔趄退到墙角里。
在这之前,我家的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照片被抢走或被烧掉。我现在觉得,失去那些相片非常可惜。
爸爸还把李克农将军送给他的一台大收音机上交了,那是我家当时最值钱、最奢侈的东西!造反派说我家有这么高级的收音机,太腐败了。爸爸说那是别人送的礼物。造反派说应该交公。收音机就被搬走了,可能摆他们自己家里去了。
那台收音机是电子管的,体积非常大,拧开开关后要等待一分钟,绿色小灯亮了,才能听到声音。收音机的顶端有一个盖子,开启后,可放置唱片。可是,爸爸从未听过唱片,我家连一张唱片也没有。因为他是个土包子,大半生都在走南闯北之中度过,这种人有几个会欣赏音乐?毫不夸张地说,我家除了简单的日用品和“萨沙的盒子”之外,再没有其他好东西,可称得上四壁如洗了。
爸爸很想得开,每次被批斗或劳动改造之后回到家,只
要能吃上一碗红烧肉,就很高兴。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的主要罪行是得罪了康生和陈伯达。康生和陈伯达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他的顶头上司。灾难肯定是爸爸自己惹的,他有时会骂街,是个粗人,说话太直率!
有一次,爸爸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说:“江青算他妈的什么旗手!她要是旗手,老子早就是旗手了!”这话吓坏了当时在场的人,他们警告爸爸说话小声点,以后不要再说了。当时我也在场。有的人干脆离他远远儿的,以保自身安全。那段时期,江青被誉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旗手。
爸爸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非常了解江青,多年前,爸爸在延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上学时,曾与江青是同班同学。他所在的二班其他同学还有于若木、马洪、安平生、阎红彦、宋平、吴冷西、杨易辰、杨拯民、张廷桢、张学思、荣高棠、徐海东、林默涵、张启龙、谢振华等人。
于若木是陈云的夫人。马洪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安平生,文革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阎红彦,解放后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西南局书记,上将军衔,于1967年1月被迫害至死。杨易辰,四人帮倒台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拯民是杨虎城将军的长子。张廷桢,延安时期任中央警卫团团长,解放后担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张学思,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于1970年3月被迫害至死。徐海东,解放后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大将军衔,于1970年6月被迫害至死。张启龙在文革前是中组部副部长。谢振华曾任云南军区第一书记。林默涵,至文革爆发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吴冷西曾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和广电部部长。宋平和荣高棠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不必再此赘述。
延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创建于1938年5月5日,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简称马列学院。该学院即是后来中央党校的前身,当时的院长是张闻天,副院长是王学文。主要教员有师哲、吴亮平、陈昌浩、柯伯年、杨松、艾思奇。
在马列学院教过课或作过讲演的人主要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王明、博古、康生、彭德怀、董必武、李富春、项英、王稼祥、徐特立、杨尚昆、吴玉章、李维汉、潘汉年、彭真、贺龙、徐海东、吴德、王首道、陈伯达等。
学院前后共招收和培养了八百多名学员,这些学员日后都成为了党和国家各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文革期间,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经常擅自代表毛主席出头露面,每次出场的第一句话是:“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看你们来啦!”,然后必是掌声雷动,山呼海啸。她的第二句话是:“毛主席委托我向你们问好!”。她在当时处处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是个手眼通天、红得发紫的人物。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江青一直没找爸爸的麻烦!据我们所知,凡是知道江青底细或曾得罪过她的人都遭受了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也许,关于“旗手”的话没传到江青耳朵里。在那个机会主义横行,投机分子得势的年代里,居然没人去向江青通风报信或告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实属万幸!谢天谢地!
 
爸爸的其他项罪状是“经济主义”。起因是在文革前,他为某中央机关的司机、厨师及一些普通职工提高工资待遇。文革中,造反派和红卫兵们竟然说他利用提高工资待遇收买人心,目的是实现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让广大群众受二遍苦,二茬罪,用心极其险恶!造反派还群情激昂、意志坚定地齐唰唰挥舞着拳头,表示:宁愿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场面很象现在的朝鲜和伊朗。这条罪状让爸爸吃了不少拳脚!
而今天,有很多人都把工资和奖金看得最重要,比党和国家的利益更重要。很多大老板、大财主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或生产伪劣假冒产品,也是因为把金钱看得很重要。
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们也是,贪污受贿了上千万还嫌少。他们最终之所以落网,主要是被二奶和情妇所出卖。因为她们的胃口更大。所以,官员们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妻子。要想得到一个最好的结局,就不要耍小聪明。只要不出事,他们都可在后半生尽享荣华富贵,象神仙一样颐养天年。
在1962年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期间,爸爸为了改善机关工作人员的伙食,费尽了心思。他组织了一支打猎的队伍,由总参三部提供枪支弹药,中央党校提供车辆,中央调查部出人,他们都是些久经沙场的神枪手,前往内蒙古打黄羊。那时野黄羊泛滥成灾,并不在保护之列。打猎队伍归来后,几个大单位的大食堂和幼儿园得到了肉食,人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我们的幼儿园里充满了膻味儿,但我们这些小孩都觉得很香。爸爸还从外地什么地方弄来了很多的大枣,而且是生了虫子的,送到食堂煮水给工作人员们喝,以便补养身体。得到了广泛的好评。那时,有很多人由于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贫穷的农村状况更是悲惨。
文革爆发以后,用羊肉和大枣为干部职工及家属补养身体的事也成为一条罪状,造反派们批判他的时候说,他用羊肉和大枣收买人心,腐蚀革命队伍,最终目的是要亡党亡国。
文革前的很多高级干部都能做到与百姓同吃苦,共患难。他们在公共食堂和普通干部、职工一同进餐,同时聊家常、开玩笑,就像兄弟姐妹。从没吃过所谓的小灶。
解放初期,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都是跟随毛主席,顺着长征路走过来的,因为仅仅贪污了二万元钱而被枪毙了。刘青山曾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是副书记。他们的名言,人们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该轮到我捞一把了!”
法国的路易十五也有一句名言:
“我不管身后洪水猛兽!”所以,他的后代路易十六被愤怒的老百姓送上了断头台。而那种新式断头台,正是他自己精心研究设计的。
2006年夏天,我一瘸一拐地路过一个单位的内部餐厅,无意中从门口向里看了一眼。立刻有个管事的人凶神恶煞地冲我一边挥手一边高声叫喊并吓了我一大跳:
“出去!这儿不是你吃饭的地方!别进来!”
经过打听才知道,这是局级以上官员的专用餐厅,普通百姓和低级别的小官儿不得入内。如果要避免尴尬,他们应该在门口安装一块警示牌。
 
在延安时,爸爸曾担任总务科科长。有一次,某位高级别的领导人嫌饭菜凉了,不愿意吃,发脾气地说:“这是人吃的吗!”并命令勤务员将饭菜退回食堂。爸爸问明原因后,就对那个勤务员说:“告诉他,我们把他的饭喂狗啦!” 后来,邓力群得知后,严厉地批评了爸爸,他却不服气地说:    “不能浪费粮食!”
宋平送爸爸一个绰号:大炮。这就证明他总是得罪人。
正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1967年1月1日,元旦,爸爸被关了禁闭。他们一整天不准许他吃饭、喝水。一个军代表和几个造反派逼迫他承认自己的罪行。爸爸说自己没犯罪,没什么可说的。造反派不耐烦了,就对他说:你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行!爸爸一直坚持着,决不屈服。 结果,他们把他打了一顿,很晚才放他回家。
当时,爸爸妈妈受了很多苦,但他们从来不抱怨。每天,他们都要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他们默默地祈盼着被“解放”的那一天早点到来。我们家的情况与爸爸那些要好的老战友、老朋友相比,算是好多了。
爸爸有两位同龄的山西老乡,他们15岁时就成了好朋友,一起在同蒲铁路打工,当过扳道工、检修工、售票员、列车员;什么活计都干过。
其中一位是刘涌,原担任北京市委政法部部长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期间,他被送进了监狱。刘涌叔叔患耳疾多年,双耳几乎失聪,什么也听不见。有一次,有关部门召开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迫害彭真、刘仁等人。刘涌只知道会议涉及彭真、刘仁等人,但他听不见别人在讲什么,而他自己在会上对彭、刘二人大加赞赏。这简直是为彭、刘二人翻案!批判会的矛头立即指向了刘涌!
另一位老乡是邢相生,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他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与邢叔叔一同被抓的还有其他六位副局长,每位负责人都没能幸免。邢叔叔的老伴由于长期心情郁闷,贫病交加,最后含恨早逝。邢叔叔是在半年之后才得知这一个噩耗的,这使他悲痛万分!他们的女儿邢荣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多年后,我们又先后进入了同一个单位—FESCO,那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出现的第一个名声远扬的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据有关专家说:在六万人之中,只有两个人会碰巧于同年同月同日出生,难得如此巧合!
    抓坏人的人也被抓进了监狱,而且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这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不可理喻!  
爸爸被批判后,我对小动物也不感兴趣了。有一天,几个造反派在我家门口截住爸爸,他们两人分别站在爸爸两侧,使出全力地拧着爸爸的胳膊,他疼得深深地弯下腰,几乎喘不过气来。这就是人们当时常说的“坐喷气式”。爸爸身后有个造反派不停地踢他的腿,而另一个造反派蹲在前面用力地抽巴掌!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打爸爸,心里难过极了,一直忍着泪水。爸爸挣扎地抬起头,用眼神示意我赶快离开,我转身跑开了。我打不过他们,因为我还小。这个事实让我无可奈何,力不从心!懊丧和愤怒从内心深处直往上涌,我哭了一会儿,安静下来后,立即回家找出钳子、锤子和铁条(这都是我建造鸽子窝、兔子窝的工具),我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做了把匕首。心想,下次谁再欺负爸爸,我就捅死他!但以后,我再未亲眼见过类似的场面,只听到邻居和朋友说过一些有关爸爸受迫害的情况。
    爸爸一天内被批斗三、四次是家常便饭。他每天面对的就是口诛笔伐和拳打脚踢。但每次回到家,见到我时总是面带微笑地问:“你今天过得好吗?高兴吗?”
    批斗会不分白天黑夜,当爸爸被押到会场时,只要有时间,他就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就去坐“喷气式”。当有人在台上揭发爸爸曾经反对陈伯达时,立刻有造反派冲上来凶狠地殴打他。这时期,常常看到大街上行进着游街的队伍,有人被五花大绑地推搡着,身上挂着各种牌子,头上戴着脏兮兮的高帽子,很像土改的时候斗地主。
一天,爸爸被抓到国际关系学院接受批斗时,有人这样安排: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又摆放了一把凳子,就让他在那上面弯腰站着。他的身上还粘贴有一些写着革命口号的标语。有个红卫兵将一只装着砖头和一把锤子的破铁桶,用铁丝拴着,挂在爸爸的脖子上。那些红卫兵们站在旁边有说有笑,表现得异常开心。爸爸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站了两个多小时。造反派希望看到爸爸坚持不住,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他坚持住了。当时一同被批斗的还有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和党委书记,余伟、冯文耀。还有一些老教授:王桂林、汤兰先、朱文源、申葆青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可是那些人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难怪有人总是拿人权跟我们说事儿。这不是侵犯人权是什么呢?幸好今天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们的法制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完善。
有时,爸爸正在一个会场里挨斗,突然又来了一拨儿造反派,说要把爸爸押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批斗!他们用商量的口气说:
“把他借给我们使使!”
但也有一些所谓的“保皇派”,或“保守派”,他们的善心值得称赞。他们中间有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普通老百姓。每次在批斗现场,总会出现暗中保护爸爸的人。有些人会小声地鼓励他,要他坚持下去;还有人找机会,悄悄走到爸爸身边,轻轻地道一声:“保重!” ;有一位主持正义的司机和几位英雄好汉,竟然开着汽车来到现场,将爸爸“抓走”,送到秘密地方。他们为爸爸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然后安排他好好睡了一觉,对外却说爸爸刚被押到某地批斗去了。
有一对夫妻,男的姓张,女的姓崔,他们都是国营理发店的理发员。这对夫妻曾多次利用业余时间,冒着引火烧身的风险到我家给爸爸理发。后来,爸爸想了个好办法,干脆请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剃光。再批斗时,造反派就无法揪他的头发了。从那儿以后,爸爸再没留过头发,用他的话说:“光头既舒服又省事!”爸爸的光头总是亮闪闪的,一直保留到他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一天!
我曾自制了好几个弹弓,并用金属铅做成铅弹,用来打
鸟。也有的孩子用自行车的链条做枪,用火柴头当火药,以剪短了的车轮轮条做子弹。可是它们的威力太小。后来,我自己又摸索着做了一支简易的土枪。心想,谁再敢欺负爸爸,我非崩了他不可!
随后,好不容易找到一根铜管和56式自动步枪专用的7.62毫米口径的子弹壳,火药是从拆开的鞭炮中得到的,又从商店里买来砸炮做底火,用厚木板制成枪柄,子弹就用自行车轴里的大钢珠。先用小钢锯条将子弹壳的底锯掉,露出两个小洞......。制作枪支的详细过程不在此赘述,否则警方会指责或追究我。
试枪时,我潜入一片古老的建筑废墟中,那是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的食堂。外墙用黄色的砖头垒砌,房顶是锈迹斑斑的铁皮,所有的房间里都发出霉变的味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食堂窗台的高度跟我的腰一样高,不到一米。
正当我举枪发射时,忽然脑海里念头一闪:枪响时,可能会产生强大的后坐力!为了避免伤着眼睛,我将头向左边偏了一点儿,便扣动了扳机。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吓了我一大跳,周围顿时白烟弥漫,味道又臭又呛。再举枪一看,我的天!手中只剩下枪柄了!整枪管连同弹壳擦着我的右耳边飞过,早已不知去向!我出了一身冷汗之后,暗暗庆幸自己在开枪前向左偏了一下头,否则,我的故事就不得不到此为止了!
我和朋友们还利用一号电池、小灯泡和电线、火药等,试制成功了简易的电雷管。那是非常有意思,非常令人沉醉的业余科学小实验。
我的爸爸曾经有四支不同制式的武器,其中有勃朗宁手枪,还有一支吴德赠送的微型卡宾枪,爸爸说它也叫马枪,因为它很适合骑射。那些漂亮的枪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岗自杀后被要求上交了。根据中央的命令,所有的人包括高级干部,都不得保留任何武器,只有必须佩戴武器的军人和公安人员除外。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爸爸将枪藏起来,现在它们就是我的了!何必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动手制作枪支呢!